【内容提要】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了立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作为立法之重要一环的法律修改的重要性日趋突出。
最直接而严谨的方法，仍然是到对 Ius 之含义进行阐述的罗马法原始文献中去寻找，如前所述，直接论及这一问题的主要是保罗和马尔西安的片断。Ius 在罗马法中原本是用于统指可以同时涵盖今天我们认为权利和义务之所指在内的一个概念，它在特定的语境中显示出来的下位义，有时所指的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权利，有时所指的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义务。
它来自于正义（iustitia）。然而，想必肯定说也没有绝对主张 Ius 只能表示权利的意思，例如，似乎从来没有人主张Corpus Iuris Civilis应当理解为国权大全而不是国法大全。在前引乌尔比安对正义的著名定义中，Ius 表示应得的含义以及它与正义的关系，同时得到了精练的表达。实际上，将 Ius 理解为应得而不是权利，在我国学界早已有之。而当我们想要寻找两个概念之间的共同属性时，办法无非就是各自朝着自己上位概念的方向去寻找二者共同的属概念，这有点类似于两个人寻找他们共同的尊亲属。
那么，另外一些学者又何至于冒着巨大的学术风险来提出这一简直冒学界之大不韪的否定说呢？ （二）否定说的依据 否定说的依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权利概念的形成历史来反推罗马法中不存在权利概念。在这里，将 Ius 同时理解为法和应得，是完全契合原文的。因而，宪法的变更就比普通法律的制定和修正更加困难。
实际上，修法实践比之2012年刑、民诉讼法修改所存在的修法形式莫名适用问题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2009年8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共修改了59件法律中的141条规定，这是我国首例成功的包裹修法。②前后两届最高立法机关进行立法规划表述时所使用的词语的不一致，也正反映出法律修改的形式确实存在着莫名适用。⑧既然刑、民诉法属于同类法律、具有同质性，再以全国人大闭会后只能由常委会审议民诉法作为辩驳意见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而在修改程序正式启动后，则又分别变成了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和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推进立法修法，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行良法之治，才可望建立真正的宪政国家与和谐社会⑨。
因为，如果有统一的修法规则，从理论上说，民诉法的修改也完全可以留待来年的全国人大开会时再审议。[6]需要注意的是，以修改决定形式修法的，公布的仅是最新一次的修改决定，并在其后附上根据历次修改决定修正后的法律文本，对以前历次修改决定不会重新公布。二、我国法律修改相关法源之检索 综上，2012年刑、民诉讼法的修改呈现出的修法形式的莫名适用与审议权限的差异，无不深刻地折射出我国法律修改中普遍存在的差别待遇问题。同时，既然刑、民诉讼法在2012年的修改从基本原则到具体条款都有涉及，为何未采用修订这一形式也值得思考。
据此，对于三个层次的法律(即宪法、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修改权的设置是科学、合理的。宪法修正案，是指在保持宪法原则与框架的情况下，把修正后的宪法条文内容按照前后顺序附于宪法原文之后的一种宪法修改形式。修改决定适用于基本法律的部分修改，是最为常用的修法形式。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第一个刑法修正案。
按照《宪法》第67条第(二)项的规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属于常委会的职权。为此，时隔4年之后，民诉法再次被提上修改的议事日程，与刑诉法一起进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属于本届常委会任期内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在表述时名称分别变更为民诉法(修改)、刑诉法(修改)。
(一)《宪法》及《立法法》的规定 《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一旦《宪法》修订结束，可不再公布原文，而是直接公布新修订后的宪法。
个别修改则是对原法律的某些词句、个别条款或个别方面进行修改。可见，在我国，只有极少数法律的修改才能上大会，由3000人的全国人大代表审议、表决⑦。[2]191在此意义上，谁立法谁修改理应是法律修改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对法律修改主体权责合一的一个基本要求。根据依法立法、依法修法的原则，理应区别宪法、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确立不同修法形式的适用条件及其审议主体，以使修法活动走上理性操作之路。再如，环保法于2012年8月启动修改时，使用了修正案形式，2013年6月二审时仍如此，2013年10月三审时则变更为修订草案，2014年4月四审通过后则诞生了新的环保法。但由于其修法内容和公布方式不同，本文仍将之作了明确区分。
规则以及基于规则的行动是所有我们已知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而要分析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则必须对我国法律修改的相关法源进行检索。
至今仍然有效的八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根据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首次作了修改，以后的三次修宪均沿用修正案这一形式。毕竟，法律修改属于立法权行使的范畴，必须有相应的规则可遵循才可能符合依法修法的原则。
即便是同一时段内、由同一主体修改的法律，其名称也不尽相同。⑥三次修宪分别是：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和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3]反对者则认为，《宪法》第67条第(三)项的授权与宪法第62条第(三)项及第67条第(二)项的规定有直接的冲突。可以说，我国法律修改的主体基本上已经由全国人大转移到了常委会，而这种静悄悄的权力下放与转移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难免违宪、违法操作之嫌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逐步完善，法律修改的重要性日趋突出，与法律制定同样成为重要的立法活动。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法律为例，虽然都属于基本法律，但在提交审议时，名称却不尽一致，有的是修正案(草案)，有的是修订案(草案)。
建议今后再对《刑法》进行修改时统一使用修改决定或修订。以修改决定修改后的法律，指的仍是原法律。
凡此种种，均反映出我国法律修改形式的莫名适用。无论如何，昙花一现的本法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不再，这种静悄悄的增设固然意义重大，而其静悄悄的删除是否恰当，则需深入探究。
⑨参见郭道晖为杨斐所著《法律修改研究：原则•模式•技术》一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所作之序第5页。立法包括法律制定与法律修改两个方面。
以修订形式修改法律的，通常是以某某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相关部门向常委会作关于某某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全国人大或常委会经审议后以某某法的形式表决通过并公布修订后的整个法律文本，而无需专门公布有修改内容的立法文件。同时，修改决定中要载明某某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修订通常叫做以新代旧，即是以一部新的法典取代原有的法典。2004年修宪后，根据王兆国副委员长在2004年3月8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保证宪法文本的统一，将八二宪法原文、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同时公布。
第14条规定，常委会全体会议听取议案说明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并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立法法》第7条第一款、第二款重复规定了《宪法》第58条、第62条第(三)项、第67条第(二)项的内容。
【内容提要】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了立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作为立法之重要一环的法律修改的重要性日趋突出。⑥前三次宪法修正案均由全国人大公告公布，不重新公布宪法，宪法修正案直接附于宪法文本后。
其次，刑、民诉法于2012年的修改都以修正案(草案)形式提交审议，最终都以修改决定的名义公布，但刑诉法的最终审议是由全国人大进行的，而民诉法则是由常委会进行的。但除此以外，《宪法》第67条第(三)项又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常委会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立法法》第7条第三款重复规定了该内容)。
